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領匯停車場保安三更制轉兩更制——亦即裁員兼延長工時——這一場災劫，總算被截停了，然而傳媒對小市民的凌虐卻不會因而稍歇。


大話怕計數

且看看《明報》在工人勝利翌日的一篇報導：

學者﹕不利小股東　影響營運
07-07-2009

【明報專訊】工會連日向領匯施壓，成功維持保安員三更制度，使領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蘇偉文指出，領匯讓步並非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受社會壓力影響，有關決定將不利小股東和投資者，增加未來營運的不明朗因素。

領匯（0823）昨日收市報17.34元，過去大半年，領匯已從約12元低位逐步反彈，上月更公布去年度營運收益達45億元，增長7.2％，扣除支出後利潤18.19億元，顯示其加租策略和租金回報具「抗逆力」。

指政府當年策略失效

蘇偉文說，領匯上市目標是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並節省營運成本，因此維持保安員三更制明顯不是管理層意願，突顯市場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他說，事件證明 政府當年擬定的領匯上市策略失效，當初應讓領匯效法地鐵，上市前先逐步公司化，由政府當大股東主導，將公屋商場逐步過渡私人營運，減少衝擊。


觀乎《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明報》這三份報章，在領匯保持三更制的消息旁邊特地加一篇「股民受損」評論來「平衡輿論」的，惟有《明報》一家。被大字標題的不是一般股東而刻意強調是「小股東」，挑撥民粹政治之心昭然若揭。

也無妨，假如符合事實的話。問題是，到底領匯有幾多「小股東」？讓我們翻開領匯2009年年報，看看誰是它的持股人：

*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UK) LLP，佔18.35%股份；
*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Master Fund，佔18.47%股份；
* Franklin Mutual Advisers, LLC，佔7.03%股份；
* CapitaLand Retail Hong Kong Investments Pte Limited，佔2.10%股份；
* 匯豐集團，佔0.09%股份。


TCI是英國財團，Franklin Mutual Advisers是北美財團，CapitaLand是新加坡財團（對，不是香港，是新加坡，別被它的"Hong Kong"字樣騙了），匯豐早在1993年已把總部從香港搬往倫敦。換句話說，領匯至少有近五成股份不是香港人的，就算不把它在近半香港人的家園加租減薪 之舉喚作「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它的股價升跌又跟香港人利益能扣得上多少關係？再者，倘若連大鱷如匯豐亦僅僅擁有0.09%領匯股份，不難想像外面還有 一大批同樣零零散散地持有領匯股票的財團，起碼要將它們也扣除掉，我們才看得見小股民的髮尖——除非《明報》指的「小股東」其實是匯豐之流吧。

看過何謂「小股東」，再看看何謂「不利」。股價不跌，根本談不上不利股東。領匯勞資糾紛仍然鬧得沸沸湯湯的七月三日，其股價是17.16；在宣佈保持三更 制的七月六日，收市價升到17.34；到了今日，甚至升破18元（準確來說是以18.12收市）。伴隨工人福祉而來的不是股價下瀉而是股價上揚，現實的鐵 鎚徹底粉碎了「不利」之說。

保安工友的薪金，對於領匯的營運果真舉足輕重？在領匯全年二億三千六百萬元的員工開支裡面，當中11.74%是它十二個董事的酬金，每人瓜分了約百分之一 的員工開支。險些被裁減的那六百位停車場保安員，他們的人工與董事相差逾三百倍之譜。形象化地說，就是炒掉兩個董事，可以救回六百人的飯碗。

為甚麼《明報》不考慮這種表述方式呢？或者不敢碰高層薪金才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董事中薪水最高的領匯CEO羅爾仁，正是提出三更轉兩更的始 作俑者，這個決定甚至未經其他董事同意即草草上馬——假如領匯當真「未來營運不明朗」，這個「不明朗」會否來自管理既混亂又欠透明，而不是蘇偉民一口咬定 的工人抗爭？

「不利小股東」裡面的「不利」，「不利小股東」裡面的「小股東」，工人權益與企業前景的對立關係，全部都經不起事實考證。


反經驗的身份促銷

考證很難嗎？決不。上述資料，不過是翻翻年報和剪報，一小時內絕對可以找齊有餘。無論《明報》是否以所謂「公信力」自詡，公然容許如斯無憑無據的報導出 街，明顯違背作為一個人（甚至不是作為傳媒公器）的基本操守，沒把關的總編輯張健波難逃「是是但但」惡名——別以「我只是引述蘇偉文發言」作藉口，選擇訪 問誰，如何引用被訪者的言論，把標題寫成甚麼樣子，權力盡在編採人員手中。

問題不在於報導不符事實，「沒有考證」這件事本身，證明報導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反映事實。凌駕於事實的是這樣一條公式：「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

這不是個別例子，《明報》向來比其他大眾報紙更喜歡把股市新聞放在頭條。《明報》以中產家長報自居，它針對的讀者是不會領綜援的，不會申請公屋的，不會被 警察欺凌的，不會天天面對工傷威脅的，也不會在領匯的停車場當保安。它想像的讀者是有學位的，已婚的，有子女兼擔心他們升學就業文娛康樂的，有車有樓有股 票的，而且，極盡自私。何謂自私？縱是中產，親友裡頭有人當清潔保安亦屬尋常，報導把股民利益放在基層工友前頭卻不覺得會觸怒讀者，即是說報館認定它那些 「股民讀者」寧顧股價起跌不惜斷六親了，這不是自私是甚麼？

誠然，讀者不一定中產，中產也不一定無血無淚，「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這條公式與其說是現實，毋寧是一種身份政治灌輸。考慮到《明報》是眾多中小學的御用報紙，箇中意味更形複雜。當年教統局 提出要在中學強制推行通識教育，一些論者擔憂強調時事討論將加深同學對傳媒的依賴（注），埋首於報紙尋章摘句卻瞧不見其偏頗。這類主張固然有理，前述的去 考證、反經驗式的領匯報導已充份說明報章的偏頗，只不過我們還得想想學校的性質。在學校裡面，生活的時態是未來式，今日的學習是為了他朝的前途，也就是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通識教育導致依賴上傳媒」之說或許正確，觀點卻是主客顛倒——學校才是身份政治灌輸的工場，有權選擇用哪份報章作灌輸機器。為何 學校拒絕《蘋果》《東方》進門，卻歡迎無視現實的《明報》甚至公然造假的《星島》？皆因前兩者的身份政治議程與學校教育不合。我們的教育理念，就是跟青年 人說如果你不想做被領匯剝削的保安員，就要爬去做剝削保安員的領匯股東。這也是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一直避談勞工法的原因：只有弱者才要靠勞工法掙扎求生追 討欠薪，食大茶飯的強者要它來幹嘛？

錯，強者還是用得著勞工法的。這邊廂，據說Big 4的合約要求入職員工至少要做滿六個月方可離職，否則它會以毀約之名向你依法索償；那邊廂，Big 4低層員工被逼瘋狂加班卻不得依法申請超時補水，因為被規訓至賤視自身合法權利的同事會對你報以白眼，自相殘殺。靠公權力保護代表你工作效率低，代表你 懶，代表你無能——身份政治灌輸毋須符合事實，它的目標是取代事實。


自主就是復和

作為身份政治灌輸工場的學校嚴格控制報紙選取，更加突顯報紙的身份政治性質。傳媒販賣的不是新聞，而是藉新聞拼貼出來的一幅社會圖象，以及藉這幅社會圖象 反射出來的自我形象。除了《明報》的中產家長形象，《蘋果》賣的是以民主旗號和新自由主義對抗中共的香港人「本土」形象，《東方》賣的是領著低薪嫉妒公務 員薪高糧準、受著束縛嫉妒他人勇敢抗爭的保守窮人形象。買報紙，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界定的舉動。

既從自我界定此一主觀向度出發，販賣自我形象的傳媒工業從根本上即與「客觀中立」神話水火不容。與此同時，當傳媒大量生產的現成自我形象不合我們心意，衝 突將無可避免。無線將六四維園晚會的消息押後到第三條出街，我們會罵它CCTVB；《君子》雜誌封殺六四專輯，我們會群情洶湧，這不僅是因為傳媒高層橫 蠻，更不是因為傳媒遠離事實——想當年《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不報一字事實，依舊教全城肅然起敬——最大的原因，是它們違反了我們想要的自我 形象，衣不稱身：六四廿週年也不重視六四，那還是人（ie. 我們）嗎？

明乎此，即可知民間報導的重要。撰寫民間報導，讓我們從身份的消費者變成身份的生產者，重拾創造自我的權力。進而論之，傳媒工業的資訊商品化實乃異化過 程，記者和他寫的報導疏離（因為只是寫給老闆看），記者和他的讀者疏離（因為不知道誰會看），記者和他的筆下人物疏離（因為對方純屬報導的「生產資 料」）。自發自主的民間報導，會不會是修復各種社會關係的契機？

此時此地，大概是陳義過高了，尤其是今年七一遊行有記者條件反射地對不滿傳媒人士丟下一句「搵食啫」的時候。擁抱異化已成常態，我們讚嘆黃子華的預言能力 之餘，究竟一個新入職，月薪八、九千，跟父母同住公屋又買不起大堆股票的傳媒工人，他跟領匯工人其實有多少差異，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文字，應該是把人連結起來的。我想如此相信。


注釋：
針對學校市場的《明報》和《星島日報》早就看到商機，分別成立了「明報通識網L.I.F.E.」和「星島通識網」。


七月廿四日追記：
自從七月廿一日爆出領匯在將軍澳七個商場反口轉用兩更制的消息之後，股價跌到17.70。馬後砲的分析員要多少有多少，但我敢打賭，只會有盲巫寧願閉上眼繼續講「刻薄工友有利股價上揚」，也不會瞄一眼股價然後說「刻薄工友導致股價下挫」。